有2部法律（2个条文）使用了习惯法这一表述。
事实上，两者之间完全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若实现这一动态的良性目标，恐怕既需要政治与道德上的敏锐与执着，也需要（行政）治理与功利上的科学与理性[32]。所以，无论在理解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时，都需要看到权利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万万不可对这种复杂的权利关系做出简洁的人为切割与取舍。
相应地，若不能对中国宪法权利进行类型学意义的划分，企图以某种违宪审查制度来应对中国宪法权利保障问题，也同样是汉话胡说[8]与无的放矢。第一修正案法律的核心特征是零敲碎打形成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中，在一系列司法判决和司法机关以外的发展中形成的。在张恒山教授看来，义务就是应当或应当的。[6]这三种审查制的主要内容，可参见胡锦光主编：《违宪审查比较研究》，第六章中国违宪审查之第三节违宪审查发展前瞻中的概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373页。所以，这三类标准并不能揭示出中国宪法权利的独特内涵。
二是民事权利本身包含着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因子。[33]徐振东：《基本权利冲突认识的几个误区——兼与张翔博士、马岭教授商榷》，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6期，第36页。绝对宪法由谁来捍卫呢？既然绝对宪法属决断的产物，施密特坚决反对由法院护宪，出于对魏玛时期德国羸弱政治的担忧，施密特主张由总统来保卫宪法，且不受任何节制。
然后，横刀一笑，讥讽规范宪法学沉醉于规范的温柔之乡。[16] 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36] 林来梵、郑磊：《所谓围绕规范———续谈方法论意义上的规范宪法学》，《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德国宪法法院法》第十三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有权裁判关于宣告政党违宪之案件，其实体法依据是《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政党依其目的及其党员之行为, 意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意图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存在者，为违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公私财产同等保护是否兼容？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进入中国宪法文本的历程来看，对中国宪法文本做历史的解释，就会发现，公私财产同等保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兼容。[16]早期主张良性违宪的学者以三个重要违宪事件为例，说明有些违宪行为的效果良好，应予肯定。
如果政治宪法学以改革宪法为依归，改革宪法注定要成为历史，这一特有的时间向度会让政治宪法学的解释力蜷缩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且，不管主张良性违宪的学者如何皓首穷经，列举出一大摞良性违宪的标准，都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的解释，他们的标准只有一个：当时违宪的行为，有没有在随后的宪法修正案中肯定。[4]向下，俯瞰生动的中国宪法惯例。用规范主义的方法进入宪法文本，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个字词都要做出类似于裁判文书中的解释。
【注释】[1] 许崇德先生、韩大元教授和胡锦光教授早期就注意到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在1992年就写过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韩大元教授又在2000年，又写了一篇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即便你什么也不赞成，什么也不反对，但你的作为分明可以表示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22]改革宪法的论调能否证立政治宪法学的命题？与良性违宪论不同，改革宪法这一命题揭示的改革与宪法的现实关系，发人深省。在纳粹掌权时期，施密特甚至写下了臭名昭著的《领袖护卫法》，主张领袖就是法官。
对以凯尔森为代表的形式法学，施密特嗤之以鼻，认为自己从非常政治出发得出的宪法观才是宪法的正解，并由此将非常政治中发育出的宪法观绝对化为普遍政治中的宪法观。当然，中国宪法文本的解释机制只有良性运作起来，才能深度挖掘宪法规范含义的富矿。
主张政治宪法学的学者交叉使用这两块不同地基，但非常政治与宪法政治可以通约吗？（一）非常政治中的宪法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7] 国家法的实质是政治法，施米特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宪法之旅。晚近主张良性违宪的学者，以直接民主优于间接民主为前设，得出乡镇长直选属良性违宪的结论，逻辑上的软肋清晰可辨。
四、结语政治宪法学的进路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理解为阿克曼政治宪法进路对美国宪法的意义：政治宪法学是规范主义进路的一个补足，关注中国宪法规则网络之外，也许稍显突兀的政治图景，揭示被规范主义进路遮蔽的知识领域，即宪法规范在政治和生活生活中是如何实现的？实现的程度如何？这是通过事实反观规范的进路，与规范主义通过规范涵摄事实的进路刚好互补。施密特使用的概念是非常政治，宪法政治是美国学者阿克曼使用的概念。在宪法政治时期，人民推动着宪法改革。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宪法研究更多地受到了来自欧洲而不是美国经验范畴的支配。[30]当然，用规范主义的进路理解宪法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表述，有其功能的限度。我们能说英国《2005年宪法改革法》违宪吗？[18]值得注意的是良性违宪论的晚近发展。
因此，作为方针条款的现代化建设条款依然具有规范的意蕴。[12] 参见孙文恺：《我们人民：宪法的变革译者序》，【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的变革》，孙文恺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向上，力推中国宪法学的知识界碑。（二）改革宪法论1982年宪法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宪法文本且行且改，被称之为改革宪法，而以前的宪法被称为革命宪法，改革宪法的归宿是宪政宪法。
也就是说，在日常政治中，人民并不出场，精英政治主导的法律秩序是生活的常态。规范宪法学一直在回答如何处理价值，[35]但对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不在规范宪法学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域之内。
晚近主张良性违宪论的学者列举的良性违宪事项有：（1）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违反1982年宪法。[6] 参见高全喜：《论宪法政治》，《北大法律评论》2005年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以下。[10] 【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孙力、张朝霞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由此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追究违宪行为的责任，而不是纵容所谓良性违宪。
[8] 在此基础上，施密特将宪法分为绝对宪法和相对宪法，认为绝对宪法和非常政治相关，相对宪法与日常政治相关，受绝对宪法决定。而且，改革宪法从对改革的亦步亦趋，也慢慢向着引领、约束改革迈进。
但人民如何行善呢？施密特最终皈依了上帝：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不是人民性，而在于人民背后的神性，是世俗化了的神性。[14]参见高全喜：《论宪法政治》，《北大法律评论》2005年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以下。
在焦虑与阵痛中，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不期而至，都声称自己找到了叩开中国宪法阿里巴巴之门的密码，于是，两路人马开始了激烈的论争。宪法学的研究不面对宪法规范和宪法实践，孜孜以求于各种宪法理论，以宪法学而不是宪法为研究对象。
国家领导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是表达宪法改革的建议，无所谓合宪与违宪。进一步检索规范，1982年宪法第17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地方没有修宪的权力，无法修宪后改革，应该宽容违宪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在宪法文本中也是一个规范。
另一方面规定了国家行为的目标：以阶级斗争为纲将视为违宪。一种关注现实生活的哲学不能逃避非常状态和极端处境，……——规范状态证明不了什么，而非常状态却能证明一切：它不仅确认规范，而且确认规范的存在，因为规范只能来自非常状态。
即便是讨论，共识似乎也多于分歧。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学 。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做法是从规范缝隙中成长出来的智慧，与规范的禁地擦肩而过，并未逾越禁区。相对于政党制度，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法的规范性更弱。
